家，不过是几间屋子，几件家具，几口人罢了。然而这简单的组合，却往往比那些雕梁画栋的豪宅更令人心安。我家的房子很小，墙是白的，地是木的，窗是旧的，家具也多是用了多年的老物件。但每每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门，便觉得连空气都是熟悉的。

父亲是个沉默的人，每日早出晚归，在工厂里做活。他的手上结着厚厚的老茧，指甲缝里总有些洗不净的黑色。他不大说话，偶尔开口，声音也低沉得很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但每到发薪水的日子，他总会带些小东西回来——有时是一包糖果，有时是一本旧书，最奢侈的时候，竟还带回过一只会唱歌的铁皮鸟。这些东西如今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，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却足以让一个孩子欢喜许久。

母亲则恰恰相反，她的话很多，从早到晚，嘴里总是不停。她唠叨着天气，唠叨着菜价，唠叨着我和父亲的种种不是。她的声音尖锐而急促，像一把小锤子，不停地敲打着我们的耳膜。但奇怪的是，若有一日她忽然安静下来，家里反倒显得空落落的，连饭菜都少了滋味。母亲的手很巧，能将最普通的食材变成可口的饭菜，能将破旧的衣服缝补得看不出痕迹。她常说："东西不在好坏，在于会不会收拾。"这话我记了许多年。

我家的饭桌很小，只够四个人围坐。但就是在这张小桌上，我吃到了人生中最香甜的米饭，最鲜美的鱼肉。其实哪里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不过是母亲用最普通的大米，最廉价的鱼做成的罢了。但那种味道，后来走南闯北，再也没能尝到过。饭桌上，父亲偶尔会喝点酒，话便多了起来，说起他年轻时的故事，说起他见过的世面。母亲则一边给他夹菜，一边数落他喝多了，但眼里的笑意却是藏不住的。

家里的摆设很简单，最值钱的要数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了。每到晚上，邻居们常来串门，屋里便挤满了人。大人们坐在凳子上，孩子们坐在地上，大家一起看那小小的屏幕，为里面的人物欢喜或忧愁。电视信号不好时，父亲就去转天线，我们则在屋里喊："好了！""再转一点！""又不行了！"这些声音，如今想来，竟比电视里的节目更令人怀念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，工作，住过许多地方，有的宽敞明亮，有的豪华舒适。但每每夜深人静时，浮现在脑海中的，却总是那间小小的屋子，那张吱呀作响的床，那盏昏黄的台灯，和灯下母亲缝补衣物的身影。

家之简单，在于它不需要任何装饰；家之珍贵，在于它装满了无法复制的记忆。这世上豪宅无数，但能让人心安处，不过方寸之地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