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成为一名小说家，用文字在纸上建造一座永不消失的城市。这座城市里有纵横交错的街道，有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有沉默的路灯和失眠的窗棂。当夜色降临，那些虚构的人物会在书页间醒来，带着他们的秘密与渴望，与每一个翻开书本的读者相遇。这是我能想到的，最接近永恒的方式。

成为小说家，首先要学会做生活的间谍。我会在咖啡馆的角落假装看手机，实则记录邻桌情侣争吵时颤抖的手指；我会在医院候诊区抄下电子屏上滚动的名字，猜测每个名字背后的人生；我会在公交车上闭上眼睛，让各种方言、咳嗽声、手机铃声在脑海里发酵成故事的酵母。这些偷来的碎片，终将在小说里拼凑成完整的人性图谱。就像纳博科夫在《洛丽塔》里写 motel 房间的污渍，不是简单的场景描写，而是把整个美国的欲望都浓缩在那块霉斑里。

小说家要有"灵魂附体"的能力。写老师时，讲台桌抽屉里那盒过期粉笔的味道要钻进鼻腔；写小偷时，镊子夹开钱包瞬间的心跳声要震耳欲聋；写老人时，老花镜镜片上的划痕要模糊整个世界。福楼拜说"包法利夫人就是我"，我理解这种附体——不是简单的代入，而是让角色的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流动。为了写好一个修钟表的老人，我曾在老巷子里蹲守三天，看他如何用同样的节奏拧动螺丝刀，如何对着阳光眯眼检验游丝，直到那些金属零件在我梦里也开始滴答作响。

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生活的X光片。我不想写英雄传奇或豪门恩怨，只想记录那些被时代巨轮碾压的小人物：凌晨五点扫街时捡到钻戒的环卫工，在相亲角举着女儿简历哭泣的母亲，临终前把秘密藏进墙缝的独居老人。这些故事没有戏剧性的反转，却藏着最锋利的真实。就像余华在《活着》里让福贵失去所有亲人，不是为了赚眼泪，而是让我们看见生命在苦难中如何开出倔强的花。我要让读者在我的小说里照见自己的影子——那个在深夜加班后独自吃泡面的自己，那个在朋友圈假装快乐的自己，那个在电梯里不敢按楼层的自己。

写小说需要对抗两种诱惑：廉价的感动和轻易的判断。当笔下的角色做出错误选择时，我不能跳出来指责，而要像侦探一样寻找动机背后的动机——那个家暴的丈夫，或许也曾是被父亲殴打的孩子；那个插队的老人，可能刚从医院得知绝症。就像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从不审判角色，而是给予每个人理解的可能。好的小说应该像镜子，照见人性的复杂，而不是像标语，宣讲简单的对错。

这条路注定孤独。我会在无数个深夜与虚构的人物对话，会因为一个角色的命运而失眠，会收到编辑"故事太平淡"的退稿信。但每当想起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写下《变形记》，想起杜拉斯七十岁时仍在修改《情人》的开头，我就知道这是值得的。小说是弱者的武器，是沉默者的呐喊，是平凡人对抗遗忘的方式。当我老了，躺在病床上，那些被我写活的人物会来看我——他们会带着老城区的烟火气，带着街角的晚风，带着所有未被讲述的故事，对我说："谢谢你让我们活过。"

此刻，我的笔尖正在纸上行走，像一个盲人用手指阅读盲文。窗外的月光落在稿纸上，照亮了那些尚未成型的句子。我知道这些文字终将消失在时间里，但只要有一个读者在某个深夜翻开这本书，在某个段落停顿，突然觉得"原来有人懂我"，那么这座用文字建造的城市，就永远不会坍塌。这就是我想成为小说家的全部理由——在虚构中寻找真实，在孤独中寻找共鸣，在短暂中寻找永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