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，蝉鸣把空气烤得滋滋作响，柏油路蒸腾着扭曲的热浪。我蹲在老槐树底下，看着卖冰棍的三轮车吱呀驶过，车斗里的棉被鼓鼓囊囊，像藏着一整个冬天的清凉。

“陆宇，回家吃饭了。” 外婆的声音从巷口飘过来，带着槐花的甜香。我踢踢脚下的石子，慢吞吞地往回走。青石板路上的裂缝里嵌着青苔，被晒得蔫蔫的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

外婆总爱在厨房门口的竹篮里晾梅干菜，褐色的菜干蜷缩着，散发着阳光晒过的醇厚气息。那天她正往灶膛里添柴，火光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着舞。“下午跟我去后山摘酸枣。” 她用围裙擦着手说，铁锅里的米汤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
后山的路被杂草掩着，我们踩着没膝的狗尾草往上爬。外婆的蓝布衫被汗水浸得发深，手里的竹篮晃悠着，里面装着两个粗瓷碗和一壶凉白开。“当心脚下的石头。” 她不时回头叮嘱，拐杖在地上拄出笃笃的声响。

酸枣树长在陡峭的坡上，枝头挂满青红相间的小果子。外婆踮着脚够高处的枝条，银白的头发在风里飘。我攀着低矮的树枝，手指被锯齿状的叶子划得生疼，却舍不得松手。紫红色的汁液染在指尖，像不小心打翻的胭脂盒。

“够了够了。” 外婆把满篮的酸枣倒在铺开的布上，阳光透过叶隙洒在果子上，亮晶晶的。我们坐在树荫里喝水，山风带着松针的清香扑过来，吹得布单上的酸枣轻轻摇晃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捧着布单的一角，酸枣的酸气钻进鼻子，引得口水直冒。路过溪边时，外婆蹲下身洗果子，溪水冰凉，漫过她布满老年斑的手背。她把洗干净的酸枣倒进碗里，紫红色的果子在白瓷碗里滚来滚去，像一群调皮的小鱼。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手指还残留着酸枣的酸涩。月光从窗棂钻进来，在地上描出格子图案，外婆的蒲扇摇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春蚕在啃食桑叶。

没过几天，外婆把酸枣倒进陶罐，一层果子一层糖地铺着。她的手在罐子里搅拌着，糖粒簌簌落下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“过些日子就能吃了。” 她用红布把罐口扎紧，放在阴凉的储物间，那里还堆着去年的红薯干和柿饼。

我总爱趁外婆不注意，溜进储物间看那个陶罐。潮湿的空气里混着各种干果的香气，陶罐安静地蹲在角落，像藏着一个甜蜜的秘密。有次忍不住掀开红布，一股酸甜的气息涌出来，吓得我赶紧盖好，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。

秋收那天，巷子里堆满金灿灿的玉米。大人们忙着脱粒，孩子们在玉米堆上打滚，黄澄澄的玉米粒钻进衣领，痒得人直笑。外婆坐在小马扎上剥玉米，指甲缝里嵌满金黄的粉末。“等晒好了玉米，磨成面给你做窝头。” 她抬头冲我笑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。

突然有天夜里，我被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惊醒。窗外的月光格外亮，照见外婆蜷缩在竹床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我摸黑爬过去，她的手烫得吓人，像揣着个小火炉。“没事，老毛病了。” 她喘着气说，却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揣着外婆给的五块钱，跑去找村头的赤脚医生。露水打湿了裤脚，路边的牵牛花沾着水珠，蓝紫色的花瓣像被洗过的绸缎。医生背着棕色的药箱跟我回来时，外婆已经能坐起来了，正用手帕擦着嘴角的痰迹。

煎药的砂锅在煤炉上咕嘟着，苦涩的气味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外婆喝药时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喝完就往嘴里塞颗冰糖。“良药苦口嘛。” 她咂咂嘴，冰糖在舌尖融化的甜香，混着药味钻进喉咙。

霜降那天，外婆把腌好的酸枣取出来。紫红色的果肉浸在浓稠的糖汁里，盛在白瓷碟里，像一汪凝固的晚霞。我捏起一颗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液在舌尖炸开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融融的。

“明年还摘酸枣不？” 我含着果子问，含糊不清的。外婆正在给灶膛添柴，火光映着她的侧脸，银白的头发上落了点火星，像沾了星星。“摘，只要你还想吃。” 她笑着说，锅里的蒸红薯散发出甜甜的焦香。

后来我去镇上读初中，每个周末回家，外婆总会从储物间摸出那个陶罐。酸枣的酸甜味一年比一年醇厚，像陈年的酒，慢慢浸润着岁月。直到去年秋天，我踩着满地的银杏叶回家，竹篮里的梅干菜还在，却再也听不到她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。

如今每次走过青石板路，总觉得能听见拐杖笃笃的声响。储物间的陶罐还在角落，红布蒙着厚厚的灰。偶尔掀开来看，紫红色的糖汁上结了层白霜，像落了场细雪。那酸甜的滋味，却总在记忆里鲜亮着，像永不褪色的晚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