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田野里，拖拉机翻出的新土中，突然滚出几个红皮疙瘩。那是收完红薯后漏网的"野货"，在霜地里埋了许久，表皮皱巴巴的，活像老人攥紧的拳头。

爷爷烤红薯最是拿手。他专挑那些细长的"油桶薯"，在灶膛余烬里埋得严严实实。我们围着灶台转悠，闻着渐渐飘出的焦香，像一群等着喂食的雏鸟。烤好的红薯轻轻一掰，金黄的薯肉便冒着热气绽开，糖汁黏在指尖，能拉出琥珀色的丝。最馋人的是贴着皮的那层焦壳，又甜又韧，爷爷总把它留给我，说这是"太阳晒透的甜"。

冬日清晨，奶奶用隔夜的红薯粥煮酒酿。瓷碗里浮着淡紫色的薯块，就着腌芥菜吃下，一股暖流能从喉咙暖到脚底。有年我咳嗽不止，她把红薯藤晒干煎水，那碗泛着青草味的苦药，竟让我记了二十年。

如今街边的烤红薯车，飘着工业糖精的甜腻。买一个捧在手里，锡纸包裹得严实，再也闻不到柴火混着泥土的焦香。这才明白，最好吃的红薯是要在灶灰里慢慢煨熟的，是要带着灶台温度的，是要掰开后呵着气轮流吃的。

前日整理旧物，翻出个布满霉斑的竹篮——那是爷爷装红薯用的。篮底还粘着几片干枯的薯皮，轻轻一捻就化成粉末，却突然让人想起他龟裂的手掌，想起灶火映红的脸庞，想起那个分吃红薯都要谦让的冬天。

红薯不语，只是默默把阳光储存在泥土深处。在这个追求速食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该学学红薯：经得起埋没，耐得住等待，最终捧出的，定是经霜后更甜的真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