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夜的蝉鸣裹着热浪扑来，我蹲在小区的梧桐树下，盯着蚂蚁搬运比身体大十倍的饼干屑。六岁的夏天总是这样漫长，直到妈妈抱着画板走过来：“小满，要不要学画画？”
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个蝉鸣聒噪的午后，会成为记忆里最明亮的星图。

初学水彩时，我总把天空涂成刺眼的蓝。老师握着我的手在宣纸上晕染：“你看，云朵是棉花糖做的，要轻轻吹气才能飘起来。”我歪着头看颜料在水中化开，像看一场魔法表演。每周三下午，画室里总飘着松节油的清香，窗外的梧桐叶从嫩绿变成金黄，我的调色盘也渐渐装满春天的嫩芽、夏天的海浪、秋天的枫林。

转折发生在十岁那年的全省青少年绘画大赛。我抱着精心准备的《星空下的向日葵》站在展厅，看着其他孩子笔下细腻的光影，突然发现自己的画作像块没揉匀的橡皮泥——向日葵的花瓣歪歪扭扭，星星的亮光糊成一片。当评委老师指着画作说“基本功需要加强”时，我攥着画框的手指关节泛白，指甲在木框上留下月牙形的凹痕。

那天傍晚，我独自坐在画室角落，把获奖作品集翻得哗哗响。突然有双布满皱纹的手覆上我的肩头，是总穿灰布衫的陈老师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铺开一张新纸，蘸着靛蓝颜料在中央点了个小点：“这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。”接着手腕轻转，六点星光次第亮起，最后用清水笔一扫，整片星空便流淌开来。

“画不好没关系，”他吹了吹未干的画纸，“你看银河里的星星，有的亮得耀眼，有的只是微光，但正是这些不同的光，才组成了璀璨的星河。”

我摸着画纸上晕开的星痕，忽然想起第一次学调色时，老师说过的话：“没有错误的颜色，只有还没找到的位置。”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起来，打在玻璃上蜿蜒如泪痕，可画室里的灯光却格外温暖。

从那天起，我的画架旁多了本速写本。清晨六点的露珠、菜市场阿婆布满皱纹的手、雨后砖缝里冒出的蘑菇，都成了笔下的主角。当陈老师把我的《菜场晨光》贴在展示墙中央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那些曾经被嫌弃“不够美”的场景，在晨光中竟泛着珍珠般的光泽。

真正的蜕变发生在去年深秋。学校组织写生，我们来到城郊的废弃火车站。锈迹斑斑的铁轨上落着黄叶，候车室的玻璃窗碎成蛛网，同学们纷纷抱怨“没什么可画的”。我蹲下身，看见铁轨缝隙里钻出几株野菊，金黄的花瓣上还沾着晨露。当我把《废墟上的春天》交给陈老师时，他盯着画看了很久，突然摘下眼镜擦了擦：“小满，你找到自己的光了。”

这幅画后来被选为市美术馆“少年眼”展览的开幕作品。开幕式那天，我站在自己的画作前，听见观众轻声议论：“这些裂缝里的花，画得真有生命力。”妈妈举着相机过来时，我看见她鬓角不知何时冒出了几根白发，在展厅的灯光下泛着银光。

如今我的画箱里，除了水彩还多了油画棒和彩铅。有时会画抽象的色块，有时用铅笔勾勒线条。陈老师退休前送我的那套二十四色颜料，至今仍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。那些曾经让我焦虑的“不完美”，现在看来都成了独特的印记——就像夜空中的星星，每颗都有属于自己的轨迹。

前些天整理画稿，翻到六岁时的第一幅水彩。歪斜的房屋、紫色的太阳、蓝色的草地，像场天马行空的梦。窗外的梧桐树正在抽新芽，春风拂过画纸，那些稚嫩的笔触仿佛在轻轻颤动。我突然明白，成长从来不是把所有颜色都调成标准答案，而是在跌跌撞撞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。

此刻夜空澄澈，银河像打翻的牛奶流淌在天际。我摊开速写本，用铅笔轻轻勾勒北斗七星的轮廓。画室里的松节油香气依然熟悉，但我知道，有些星光，早已落进我的生命里，成为永不熄灭的灯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