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人生中第一件旗袍，是母亲亲手缝制的。那年初夏，我将要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，需要一件正式的礼服。母亲沉吟片刻，从樟木箱底取出一匹湖蓝色的绸缎——那是她的嫁妆。

“我给你做一件吧。”她说。

我是不信的。记忆里的母亲，是会计室里噼啪作响的算盘，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是家长会上永远得体的职业装。她的手，该握着笔杆、端着茶杯，怎会捏得起那枚细小的绣花针？

然而母亲真的开始了。每晚忙完家务，她就在灯下铺开绸缎。台灯的光晕像一轮小小的月亮，照亮她专注的侧脸。银针在缎面上穿梭，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轻响，如同春蚕食叶。我趴在桌边写作业，偶尔抬头，看见她微微蹙眉，小心地拆掉不够平整的线脚。

“妈，买一件就好了，何必这么辛苦。”

她头也不抬：“买的衣服千篇一律，做的衣服有温度。”

我不懂什么叫“温度”，只觉得她太固执。直到那个深夜，我被渴醒，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。母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握着那件未完成的旗袍。茶几上摊开着她的“设计图”——竟是我的照片，旁边密密麻麻标注着尺寸：肩宽、腰围、袖长，甚至我习惯性的站姿倾斜度。

我轻轻拿起旗袍，对着灯光细看。那些在日光下平淡无奇的针脚，在灯光里竟泛着细密的银光，一针压着一针，像夜空中紧密相连的星辰。领口的内衬里，她用同色丝线绣了一行小字：“给我的女儿，愿她永远勇敢发声。”

比赛那天，我穿着这件旗袍站在台上。灯光打在身上，湖蓝色的绸缎流转着水样的光泽。台下掌声如潮，我却只听见针尖穿过绸缎的声音——那声音里，有母亲深夜不熄的灯，有她拆了又缝的耐心，有她把我的照片摩挲无数遍的温度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的缝纫手艺，是外婆教的。外婆是旧时代的大家闺秀，最擅女红。母亲年轻时不屑于此，觉得这是“旧式女子的束缚”。直到自己成了母亲，她才渐渐懂得，那一针一线里，藏着怎样的深情。

“你外婆给我做嫁衣时说过，”母亲后来告诉我，“针脚要密，心意要细。衣服穿在身上，针脚贴着心口，就像母亲的手永远护着你。”

如今，那件旗袍挂在衣柜最显眼处。每次打开衣柜，我都能闻到樟木和时光交织的味道。有些夜晚，我会像母亲当年那样，在灯下细细抚摸那些针脚。在某个特别密实的线脚处，我仿佛能触到她那晚的停顿——也许是在担心我的比赛，也许是在思念外婆，也许只是单纯地，想把所有的爱都缝进这件衣服里。

母亲不是裁缝，她只是个普通的会计，每天与数字打交道。但在那几个月里，她是个诗人，用针线作诗；是个画家，以绸缎为卷。她把说不出口的期待、道不尽的牵挂，都编织进了纵横交错的丝线里。

我终于明白她说的“温度”——那是掌心的温度，是目光的温度，是深夜不眠的温度，是跨越三代人的爱的温度。这种温度，成衣店里永远买不到。

那件湖蓝色的旗袍，是我收过的最重的一份礼物。它不只是一件衣服，更是母亲用针脚为我绣出的整片星河。每一颗星，都是她深夜的守候；每一道光，都是她无言的爱。

而今，我也开始学做女红。母亲戴上老花镜，手把手地教我：“从这里下针，要轻，要稳。”阳光透过窗棂，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恍惚间，我看见了外婆、母亲和我——三代人，被一根细细的银针紧紧相连。

针起针落间，我忽然懂得：母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它是密密的针脚，是深夜的灯光，是写在衣服内里、只有孩子才能读懂的祝福。它如此安静，却又如此恒久，像星河般沉默地照耀着我们的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