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口的“修记钟表铺”总飘着股旧木头的味道。铺子在老城区最窄的那条巷子里，门是褪了漆的朱红色，上面钉着块黄铜牌子，“修记”两个字被岁月磨得发亮，边角却还带着当年錾刻时的利落纹路。我第一次注意到它，是因为放学路上总听见里面传来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声响，像有只永远醒着的小兽，在跟时间较劲。

那天放学下了小雨，我躲进铺子里避雨，才看清里面的模样。屋子不大，靠墙摆着三排木架，上面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——有罩着玻璃罩的座钟，钟面上的罗马数字缺了个“Ⅷ”；有挂在墙上的挂钟，指针锈得转不动，却还留着描金的花纹；最底下一层摆着些小巧的怀表，有的连表链都断了，却被细心地用红绳系着。铺子中央的木桌上，铺着块深蓝色的绒布，一个白发老人正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捏着根比绣花针还细的镊子，对着个拆开的闹钟摆弄。

“爷爷，您这儿还修表吗？”我声音放轻，怕惊扰了满屋子的“老伙计”。

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睛眯成条缝，像藏着笑：“修，只要它还走，就修。”他指了指桌上的闹钟，“这是隔壁张奶奶的，陪了她三十年，昨天突然停了，她抱着来的时候，眼泪都快掉了。”

我凑过去看，闹钟的外壳是淡绿色的，上面印着朵早已模糊的向日葵。老人用镊子轻轻夹起个小齿轮，放在台灯下看：“是齿轮卡住了，沾了点灰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块软布，蘸了点清水，小心翼翼地擦着，动作轻得像在哄孩子。“这些老物件啊，跟人一样，得疼着。你对它好，它就陪你久。”

那天雨停后，我成了钟表铺的常客。有时放学早，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看老人修表。他修表时总爱哼歌，调子老得像巷子里的石板路，却听得人心安。有次我问他，这些钟表修好了也卖不了多少钱，为啥还守着这铺子。他从架子上拿下个座钟，钟面是幅山水图，画得不算精致，却透着股拙气。

“这是我爹留下的。”他摸了摸钟面，指腹蹭过冰凉的玻璃，“我爹也是修表的，当年这铺子就是他开的。我小时候就蹲在这桌子旁，看他修表，他教我，修表不能急，得耐着性子，就像过日子，一步一步来。”他顿了顿，眼里闪过些温柔的光，“后来他走了，我就接着守着这铺子。来修表的，大多是老街坊，他们来修的不是表，是念想。”

有次，一个年轻人抱着个电子钟来，说表坏了，让老人帮忙看看。老人接过电子钟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摇了摇头：“这是电路板坏了，我修不了。”年轻人撇撇嘴：“修不了就扔了呗，再买个新的才几十块。”老人没说话，把电子钟递还给他，指了指架子上的老座钟：“你看它们，有的快一百年了，还能走。不是新的不好，是老的有魂。”

年轻人走后，老人叹了口气，却没多说话，又拿起桌上的怀表修了起来。怀表的表盖是银质的，刻着“民国二十三年”的字样，表芯里的齿轮转起来“沙沙”响，像在说悄悄话。“这是前几天从旧货市场淘来的，”老人说，“当年说不定是哪个书生的，跟着他走南闯北，现在不走了，我得让它重新走起来。”

我看着老人的手，那双手布满了皱纹，指关节有些变形，指甲缝里总嵌着点铜绿，却异常灵活。镊子在他手里像有了生命，夹起细小的零件时稳得纹丝不动。他修表时从不看表，却总能在齿轮咬合的瞬间，精准地停下动作，仿佛能听见时间在齿轮间流淌的声音。

去年冬天，巷子里要拆迁的消息传了过来。老街坊们都在收拾东西，有的搬去了新小区，有的去了儿女家。张奶奶抱着她的旧闹钟来，眼眶红红的：“修爷，这巷子要拆了，你这铺子咋办啊？”

老人正在给一个老挂钟上弦，听了这话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随即又笑了：“还能咋办，带着它们走呗。”他指了指满架子的钟表，“这些老伙计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不能丢下它们。”

那天我帮老人打包钟表，才发现每个钟表下面都压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钟表的来历——“1985年，李婶的嫁妆钟”“1992年，王大爷送孙子的生日钟”“2001年，巷口小学的上课钟”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。老人说，这些都是他记的，怕时间长了，忘了它们的故事。

拆迁队来的前一天，老人把所有钟表都搬到了临时租的小屋里。小屋在城郊，比原来的铺子还小，却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。他把那只民国怀表挂在了床头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它上弦。“你听，”他凑到我耳边，怀表的“滴答”声清晰得像心跳，“它还在走呢。”

现在我每周还会去城郊看老人。小屋里依旧摆满了钟表，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声响从早到晚不停歇。有时阳光好，老人会把钟表搬到院子里晒，阳光落在钟面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

有次我问老人，这些钟表修好了，也没人来拿，为啥还一直修。老人拿起块擦表布，慢慢擦着一个老座钟的玻璃罩：“它们走起来，就像日子还在往前过呢。”

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，叶子“沙沙”响，和屋里的钟表声混在一起，温柔得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。我突然明白，老人守着的不是钟表铺，是老街坊的念想，是慢慢流淌的时光，是那些藏在齿轮缝里的，不肯被忘记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