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时，脐带在脖子上缠了三圈。接生婆说，这孩子是踩着生死线来的。

十六岁那年，我站在采石场的崖壁上，第一次看清了家乡的全貌——群山如铁桶，把我们死死围住。风化的岩屑在脚下簌簌滑落，像时间的骨灰。父亲在我身后说：“看见那条白线了吗？那就是路。”

那确实是一条路，细得像扔上山的绳子，在绝壁间时隐时现。每隔几天，就有运石头的卡车像甲虫一样爬过。更多的时候，它只是静静地挂在那里，像是被人遗忘的刻度。

我们家族的记忆，就是从丈量这条路开始的。

太爷爷是第一个踏上去的人。那年初夏，他挑着两筐山货，决定去山外换盐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，他的草鞋就踏上了露水。三十里山路，他数了自己的步子：四千八百七十二。回来时少了三颗牙，多了半袋盐。他说路是咬出来的，用牙齿，用脚趾，用命。

爷爷十六岁那年，跟着勘探队走这条路出山。他记得最清楚的不是险峻，而是第一双磨破的胶鞋。底子穿了洞，碎石硌进肉里，每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跳舞。后来他成了矿工，每次下井都想起那条路——地下的巷道和山间的路，原来都是同一种伤口。

父亲走这条路，是为了去县里读书。每个周一凌晨三点，他举着火把出发。课本在怀里焐得发热，字句却常常被雨水泡糊。他说那时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有一条不用打火把的路。后来他当了筑路工人，亲手炸掉了最险的老鹰嘴。

而我呢？我生来就有了一条相对平坦的路。卡车可以开到家门口，去县城只要两小时。可我知道，这还不是真正的路。

去年清明，我独自重走这条即将废弃的老路。草木已开始收复失地，当年的足迹早已被落叶覆盖。但在一个转弯处，我看见了太爷爷当年歇脚的石头，被磨得光滑如镜；看见了爷爷刻在崖壁上的名字，虽模糊却依然可辨；看见了父亲他们打下的第一个炮眼，像岁月的印章。

我忽然明白，我们踏出的从来不是同一条路。

太爷爷踏出的是生存的倔强，爷爷踏出的是求知的渴望，父亲踏出的是改变的决心。而我这一代要踏出的，该是什么呢？

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，我听见群山沉默。那条白线依然悬挂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路不在脚下，而在心上。它通向比山外更远的地方——通向文明，通向未来，通向一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。

路是走出来的。但比走路更重要的，是知道为什么要出发。当无数个“我”汇成“我们”，当个人的足迹叠成时代的通途，这条路便不再是求生之路，而是生生不息之路。

崖风猎猎，吹动我的衣角。我转身下山，脚步落在父辈的足迹上，却踏出了全新的节奏——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节奏，坚定，从容，充满力量。